终
附录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陈思和
歌苓女士：你好
春节后给你一信，谈的是对《人寰》的印象，因为刚刚读过，比较新鲜，也就抢先说了。当时曾想谈点关于《扶桑》的想法，又怕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所以开了个头就没有说下去。其实对《扶桑》是早有所思，有所感，但几次想写一点东西，都是提笔写几句就放了下来，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很难说清心中对《扶桑》的感受。我几次读《扶桑》，一次是在出差到东北的路上，读的是国内华侨出版社的版本，一边读一边叹息不止；另一次是在台湾的南港中央研究院，窗外下着瓢泼大雨，我静静地读着联经版的书，又想得很远，但两次都没能把这些想法写下来，其为难可以想象。这次你来信说《扶桑》将搬上银幕，想听听我对改编这个作品的建议，我想这次不能不写了，好在谈《人寰》时已经找到了关于小说叙事的切入口，把叙事者与作家分了开来，依这个思路，有些话比较容易说出来。
这部小说的成分构成相当复杂，它有传奇性的成分，一百多年前在旧金山淘金热中的中国名妓的故事，本身就够好看的，何况还配上了大侠似的英雄角色，英雄美人的陷阱时时刻刻埋伏在创作路上，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但另一种结构又像建筑上的脚手架，硬是框住了砖石似的情节，使它掉不进去。那脚手架就是小说的叙事框架。我在前次信中说到过，《扶桑》是一个夹在东西方文化困惑中的青年女子对一百年前同等文化处境下的女子传奇的阐释，那是不同时间的阐释。这种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移民在美国所遭遇的文化上的差异和隔阂，永远是一个深刻而敏感的话题，你的叙事人以自身的经历（心理和文化构成的内心世界）去感悟一个百年前的妓女，让我体尝到一个文化上几近宿命的悲剧，为之战栗不已。这种以东西文化背景为框架的通俗传奇的结构使小说发散出多样的效应，使它成为一部奇特的小说。
与结构相应的矛盾是叙事人的立场，她是一个被中国大陆的洋插队潮流裹挟到大洋彼岸，又嫁了一位白人丈夫，在美国定居下来当了作家的“第五代移民”，她以自身的地位处境来理解百年前中国名妓的遭遇，是怀了非常复杂的心态。她以160册有关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史料书为依据来描述名妓扶桑的故事，而这些史籍却是在白人史学家们不可思议的眼光下写成的，很难考究其真实的程度。还记得在那次怀柔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上你告诉我小说里所记载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来之于史书，我曾反问你，那么史籍上所说的是否就一定真实呢?你没有回答。
我至今仍抱着以上的想法，就是那位叙事人依据了白人史学家的观念来描述扶桑这个东方之“谜”，其“谜”是对白人文化而言的，那种既蔑视又好奇的眼光，是小说所具含的传奇色彩的根源，它充斥了西方人满是误解和猎奇的眼光：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中国男人的粗辫子、还有黑幕、凶杀、贩卖人口，以及半人半兽似的大侠。但是你的叙事人又是个悟性极高、感觉又异常敏锐的作家，她凭了来自文化血缘上的天性，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扶桑作为东方女人的全部美丽，而这种美丽正是与她与生俱来的文化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这又违反了史学家们的种族优劣论的观点，不知不觉出现了立场的游移。
有一个细节你以后改编剧本时一定要用上，就是在美国白人办的拯救会里，扶桑获得了“新生”，穿上了麻袋片似的白衣服，从小洋人克里斯眼里看来，她正在被拯救，可是作为让人神魂颠倒的女性魅力也全然消失。直到有一天扶桑从垃圾箱里捡回那件被丢弃的污秽的红裙子，克里斯对她的感觉才又回来。这当然不能被解释成女人的魅力必须来自****，也不是说扶桑天生是妓女的料，这里包含了某些民族特有的审美特征：某种东西，在一个民族眼光里是可怕魔鬼，在另一个民族中却是生命特质的体现。在文化的较量中，处于弱势的民族没有阐释权，但它应该有存在的权力，在自己身上得到保护，并且展示它的魅力。
我是把握住这一点才进入了叙事人的视角：这位中国叙事者一方面接受了白人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来描述以扶桑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的遭遇，这种遭遇是通过他们全部的“猎奇”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所构成的。但出于同一民族的文化承担者，虽然时代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但她仍然能从已经消失了的传统中感悟到它的全部魅力，即东方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要把这种文化精魂与传统中嗜痂成癖的保守阴暗心理区分开来并不容易，有时仅仅出于精神层面的高低而言，所以扶桑不可模仿，她是一个浑然天成元气充沛的艺术象征，完全摆脱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东方妓女身份承担的艺术功能。我读过一篇评论，把扶桑比作是“大地之母，用湿润的眼睛慈悲地注视着她遭周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肉欲官能的低能世界”。我觉得后面的解释似过高，但这个“大地之母”的比喻却有点意思。扶桑与你笔下的其他艺术典型如少女小渔一样，其所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
这种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所谓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不必说什么大地之母，其恰如大地本身。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患，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扶桑如作一个具体的妓女来理解或表现，那是缩小其艺术内涵，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
我非常感动于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它的感人之处不在同情犹太人或者谴责纳粹，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表达过的，而在那部不朽的影片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拯救犹太民族于千百年劫难之中的文化精神，那就是我在扶桑中所看到相类似的弱势求生存的文化精魂。犹太民族是全世界最不幸的民族，但它的文化却表达了最高的人类智慧，犹太人一点也不轻薄地嘲弄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尽管它在野蛮的民族优劣论中受尽了难以忍受的侮辱。我想我有理由这样来期望你，将有一天在中国人拍摄的《扶桑》这部影片中，看到一种真正属于东方弱势文化的生存力量。这一点你是最有希望做到的，你的叙事人对扶桑的许多理解和阐释都是充满新意的，如关于海与沙的比喻，虽是明喻男女求欢之两者关系，却暗喻了弱势文化的真实力量，实在是很精彩。
出于这样的想法，小说中那个叙事人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我所说的结构上的矛盾，在你改编电影时一定也会表现出来的。若少了叙事人的眼睛，电影很可能会落进英雄美人的俗套，色情暴力、展示丑陋的因素也会使影片的格调降低，更何况，扶桑基本是个被言说者，她没有很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需要由一个叙事人去言说她。如果影片将故事置放于一个叙事框架里，使叙事人直接出镜，让人物从她的创作中获得生命，从稿纸里复活起来，与叙事人直接对话，许多精彩的议论与展示，都可以由此产生效果。布莱希特的叙事风格似乎是可以参考的。
同时，在这样的叙事结构里，我还有个潜在的想法，即能否在增加叙事人的故事时把叙事人的生存处境放在一起加以表现，使叙事人与被叙述的扶桑之间相互对照、并引起更多联想，使之构成一个阐释空间。那位叙事人在与白人丈夫的婚姻中发现两种文化背景之间真正沟通的困难，现代东方人在文化认同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祖先的文化保守精神，但他们是否已经克服了自身文化困境，而且，相比之下，他们所承担的文化精神比起祖先们又有多少优势？这些抽象层面上的探讨都是值得深思；再回到具体层面上说，弱势文化下的新一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的交融与撞击中，究竟继承了怎样的遗产？作为妓女的扶桑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子孙们悲剧的征象，这一点，《扶桑》已经很深刻地触及到了，我曾被书中关于“出卖”的议论所击中，直到今天，在我重读这段议论时还感到心灵的颤痛。那位叙事人既是对扶桑也是对自己说：
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聋哑，无动于衷。这份出卖为她换来无忧虑的三餐、几柜子衣服和首饰。不止这一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卖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难道我没有出卖？多少次不甘愿中，我在男性的身体下躺得像一堆货？那么，究竟什么是强奸与出卖？
这种辛辣与沉痛曾让我动容久久，我真的仿佛听到了一个灵魂的呼喊。这不仅是对现代人作耶稣似的嘲讽：你们谁有资格用石头去打这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扶桑的象征性不仅涵盖过去的时代，也包含了现代。不说了，正是为了这一点，我迟迟地不能提笔写出这篇读后感。
本来还想说说克里斯和大勇，这两个男人是扶桑的对照与视角，尤其是克里斯，他对扶桑充满善意的误解正表明了文化的沟通是多么困难。但写到上面一段议论后，我突然感到兴意阑珊，还是放一放，待有机会再谈吧。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叫《密西西比马萨拉》，拍得真好，写一个从乌干达漂流到美国的印度家族与当地黑人家族之间的婚恋纠葛，但笼罩影片的是充满漂泊感的弱势民族的悲哀，他们在一种文化优势面前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像一首浩浩瀚瀚的长诗，汹涌地起伏在沉默的大地上。不知你看过没有，听说那导演是个印度人。就写到这里，祝《扶桑》的改编能够成功。
即颂
时祺陈思和1998年5月8日（原载《文艺报》199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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